在贵州省委原常委、副省长王晓光落马33天后,该省另一位副省长蒲波落马。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的反腐版图中,贵州拔得头筹。

蒲波落马的两个信息引人关注,一是其在落马前的最后一次露面,是参加该省的一次廉政会议。一个腐败官员,其官场生涯终结在廉政活动上,颇有反讽意味；另一个信息是,自蒲波在四川德阳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,到其在贵州副省长任上落马,他仅仅在这一职位上待了102天。

而在此前,他从副厅到正厅用了9年时间,从正厅到副部,又用了10年时间。经过了漫长的等待,却最终在心愿达成时职业生涯遭遇“猝死”。

蒲波的提拔,本身就显得非同寻常。与山西一样,作为十八大后的腐败塌方区,四川本地干部的提拔受到了影响,省部级职位很少在本地官员中提拔,本地官员跨省提拔更是少见。蒲波得此重用,说明起码截止提拔时,他深得组织的信任。

但很多的问题,已经埋在其过往的经历中。蒲波官场上的主要经历有三段:2008年6月至2010年5月,任四川巴中市代市长、市长,开始主政一方；2010年5月至2015年6月,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,在重要位置上积累；2015年6月至2018年1月,任四川省德阳市委书记,成为地市“一把手”。

在蒲波主政期间,德阳有两个特点让人印象深刻,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力推产业升级,主推智能制造,城市改造的力度也很大；二是有多名官员被调查。

2016年3月,德阳市委原常委、宣传部原部长兼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原书记杨建明被查；接着,2016年7月,达州市委副书记易杰落马。调任达州前,易杰任德阳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,后任该市常务副市长。

 2016年12月29日,德阳市纪委原书记刘锐因嫖娼被立案审查。

对这样的一位官员,职务晋升前应该有严格的财产和纪律审查。或者说,类似这次将其拉下马的巡视活动,应该提前至对其进行提拔前进行。

中国目前的官员提拔程序,虽然有纪委介入,但总体上是一个“证实”的过程,即证明此人可用,而不一个针对问题、排除问题的过程。所以提拔过程中纪委的作用,通常是看此人此前有没有被举报,过去有没有污点,而不是像巡视一样,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线索,并对每一个线索寻根溯源,让官员在被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断拓展。

把调查放在提拔的前面,提拔之前先过关,等于卡住了腐败的节骨眼,不仅可有效规避带病提拔,对官员也是一种震慑。特别是那些有上升诉求又有腐败机会的官员,就不得不在腐败和提拔之间谨慎选择。